世界经济进入低碳化和数字化叠加、交融、互促、协同的时代，建设数字中国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利用数字技术助推社会各领域减污降碱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

  2020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习主席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1年以来，全国碳市场首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涉及2225家发电行业的重点排放单位。后来，生态环境部接连发布多份文件，进一步规范了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活动，为即将启动的全国碳市场做好了制度保障，同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标志着碳排放权正式作为商品纳入市场交易体系，通过市场机制作用，进一步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绿色转型。

  方案提出，到2025年，能耗双控制度更加健全，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到2030年，能耗双控制度进一步完善，能耗强度继续大幅下降，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合理控制，能源结构更加优化。到2035年，能源资源优化配置、全面节约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有力支撑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目标实现。

  同年11月国家市场监督局、国家标准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印发《工业企业能源管控中心建设指南》正式实施，指南提出工业企业建设能源管控中心，采用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对企业能源实施集中动态监控和数字化管理，通过能效分析、管理、考核，实现工业企业节能降耗的管控一体化系统。

  同时期，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其中指出通过该对标国内外生产企业先进能效水平，确定高耗能行业能效标杆水平。参考国家现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确定的准入值和限定值，根据行业实际情况、发展预期、生产装置整体能效水平等，统筹考虑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保持生产供给平稳、便于企业操作实施等因素，科学划定各行业能效基准水平。重点领域范围和标杆水平、基准水平视行业发展和能耗限额标准制修订情况进行补充完善和动态调整。

  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双碳工作的开展、能源资源的管理成为政府、集团、企业发展的主要工作，如何以能源为主线，完成能源的生命周期跟踪，为双碳目标管控提供有力抓手、宏观预测、科学决策，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各类集团、各个企业的重要工作，双碳工作的开展需要从顶层规划设计统筹考虑体系、制度、平台等方面的规划建设，确保碳排摸底先行、结合实际场景需求、抓牢长效机制规划，确保双碳工作高效、科学、可持续的开展。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全球已有54个国家的碳排放达到峰值，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40%，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碳排放达峰的国家数量分别为18、31、50、54个，其中大部分属于发达国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40年内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难度较大，需要以系统观念统筹协调“双碳”工作，处理好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长期与短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数字化手段将有效提升大数据运算、错峰搭配等领域的统筹协调效率。

  在处理发展和减排之间的矛盾时，必须努力走出一条能耗排放做“减法”、经济发展做“加法”的新路子；在处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时，需要充分结合我国资源分布、产业发展等差异性问题，借用数字化手段加强区域协作，发挥各自优势；在处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矛盾时，立足当下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还应放眼长久持续发展，借助数字化手段规划降碳时间节点与强度，根据不同的场景制定符合当下、立足长远的差异化方案。

  目前，我国以“1+N”为特征的“双碳”工 作政策体系初步形成。“1”指顶层设计《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N”指重点行业和领域制定并陆续出台的措施和行动。“双碳”工作中的顶层设计和相关文件之间的映射关系和对标效果需要广泛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协同。

  欧盟在2018年投入约92亿欧元设立了“数字欧洲”项目，助推“欧洲绿色协议”设定的2050碳中和目标实现。2021年，欧盟《2030年数字指南：数字十年的欧洲之路》指出，在欧盟的绿色议程中，数字技能的普及化和数字经济的全面推广是其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基础性条件。数字化手段为政府、园区和企业的多级联动和多方协同提供路径，促进政府监管数智化、能效管理一体化及管理平台智慧化。绿色转型领先国家普遍借助数字化手段推动去碳化进程，数字技术为“双碳”工作中的诊断、评估、预测和监管提供支撑。

  2012年年底，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2014年，习就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出5点要求，包括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以及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往后，能源革命也成为了我国能源发展的指导思想，能源革命即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目标就是要改变过去粗放的、以能源投入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低碳清洁、高效安全的能源体系，同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保障能源安全。能源革命发展使能源系统从原材料的垂直体系向电气化的扁平体系转变，数字化发展则是经济社会结构从垂直体系向扁平体系的转型，数字化与能源革命的演化方向一致，具备相辅相成的共赢条件，即能源数字化。

  能源数字化指在获取能源大数据的前提下，利用数字技术引导能量有序流动，GEM-Center综合能源管控平台实现从供给端到消费端精准匹配，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的用能需求，构建高效、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体系并不断提高能源系统的可获得性、 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我国传统能源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较为迫切，新型数字化能源体系处于成型阶段。在发电行业，数字技术可使2016年一2040年的发电成本降低8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发电总成本的5%。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渗透率高，具备良好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条件并对数字技术大力投资，可迅速获得能源数字化优势。能源数字化为碳排放指标的分配提供参考数据，有利于打破以往的固化分配模式，使碳排放交易市场精准、高效、灵活。

  和使用，并启动“智慧能源展示计划”，在“蜂窝式”能源系统、智慧能源基础设施、能源系统技术化改进、能源转型框架下的工业数字化

  以及智能联网和数字储能五个领域展开试验试点，通过“现实实验室”的方式探究能源数字化转型的商业模式。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具备

  较高的分散式能源预测水平，在全球能源数字化竞争中位于前列。我国能源数字化程度与国际水平存在一定差距，需要把握未来的信息化

  和数字化趋势，坚持分散化和低碳化路径，积极依托能源数字化实现可负担、稳定、可持续的能源供应。

  “双碳”目标下的产业优化升级要提升传统产业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其核心是提高能效，还要积极把握智能制造、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经济模式，其核心是降低交易成本并提升运行效率。数字化使信息资源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流动加速、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培育出众多创新型产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并趋于零碳排放：清洁低碳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二者形成良性循环。信息技术将高效、绿色和低碳等特征内嵌到产业结构中，产业数字化将智能功能应用于更广泛的生产生活领域，不断满足现实能源需求。

  产业数字化即利用数字技术提高传统行业资源利用效率，最大程度挖掘节能潜力。例如，GEM-Center综合能源管控平台利用数字技术对电力、钢铁和石化等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基于所采集的全套数据，优化现场计划安排、物料调度。运用统计图、报表等工具展示企业能源流向情况。将能源消耗折算为标准煤或二氧化碳当量，反应企业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并形成分析报告，包含：能源结构、产能能耗、能效指标完成情况、能源流向图、碳排放指标、自查结论（存在问题、改善建议)等。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不同行业和领域的用能、用水及碳排放特征，测算不同领域和设备的节能降碳潜力，为宏观层面的科学决策和精准施策提供理论支撑。

  全球气候行动峰会发布的《指数气候行动路线图》指出，数字技术可广泛提供节能减排的优化方案，在能源、制造、农业和交通等领域助推低碳发展，减少15%的全球碳排放。我国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多高污染高耗能型工业企业，通过引人数字技术控制增量、减少存量，可加速推进生产端去碳化进程。2021年，我国第二产业数字化投入规模达7.6万亿元，占全年数字化投入的73.1%，是2007年第二产业数字化投人规模的1.63倍。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路径，但我国在新能源发展方面仍存在较多瓶颈。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在芯片操作系统和特殊材料等领域面临国外技术垄断，氢能技术升级和大规模量产有待技术进步，光伏发电和风电等间接性发电在电网柔性调节、

  储能系统配合以及发电侧和用电侧综合调度等方面亟须创新。《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强化科技和制度创新，开展低碳、零碳、负碳和储能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攻关。新能源作为供电主力时，其智能

  性电网需要高度依赖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来实现源网荷储各环节的即时调节。生物质能、氢能碳捕获利用与封存及电气化等具有普适性，需要利用数字技术建立可共享基础设施、研发数据和应用试验的集成型平台。

  西方发达国家尤为重视第五代通信技术在降碳领域的应用，认为其具备超高速连接、关键服务优先权以及支持大规模连接三大技术优

  势。美国于1972年开始研究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1GCC),并将碳捕捉和封存技术(CCUS)作为气候技术战略的优先领域.其拥有的年捕获能力在40万吨二氧化碳以上的大规模碳捕捉和封存技术(CCUS)项目占全球总量的2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能源系统需要由化石能源占比近85%转向新能源占比85%以上，终端电气化率需要达到68%以上，约67%的碳减排需求依赖碳

  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发电成本、储存成本和系统协调成本的降低，主要体现在从集中式向分布式转变、储能技术、电能互联网络以及终

  端使用等。我国需要系统考虑低碳化与数字化两个维度的竞争态势，加快形成以低碳化促数字化、以数字化促低碳化的双向正循环模式。

  绿色低碳政策体系中的宏观原则与微观措施需要协调联动、协同配合、互补增效。在宏观层面，“双碳”目标应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中长期规划：在微观层面，能源、工业、交通、碳汇和技术等领域均应形成减碳路径。目前，我国能耗强度是日本的4.2倍、欧盟的3.4倍、美国的2.5倍和韩国的1.5倍，亟待发挥数字政府在提升治理效率、激发市场活力和创新潜力等方面的关键性作用。202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构建碳排放智能监测和动态核算体系，形成集约节约、循环高效、普惠共享的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数字政府通过技术赋能，落实“放管服”改革优化治理效率，为绿色创新提供所需的营商环境和制度保障：数字政府有助于垂直治理体系的上传下达和平行治理体系多元行为体的共同治理，可最大限度调动多维度要素参与绿色创新。GEM-Coud综合能源监管云平台,通过将分散的建筑、企业或集团子公司数据统一上传至云平台，进行整体分析和管理，简化集团能源上报、统计的流程，满足政府或集团单位对下属机构的监管要求，为集团精益化的能源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为构建绿色低碳政策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低碳化是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数字化是世界经济寻找新动能的重要方案全球数字绿色治理体系正在形成，对规则制定

  权和主导权的竞争日益激烈。以数字化助推“双碳”目标实现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深人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需要加大政

  策协调、寻求技术创新、制定明晰路线，将数字化手段广泛应用于减污降碳的宏观政策和微观措施。